科技扶贫中国科学院在行动

发布日期:2021-11-11 08:14   来源:未知   阅读:

  从199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走进环江县进行帮扶,探索出“科研机构+公司+基地+产业”扶贫新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移民研究专家称为“肯福模式”。

  研究表明:乡村贫困化的“孤岛效应”“边际递减效应”,以及政府“扶”与农户“贫”之间的供需结构,是实施精准扶贫成效评估的科学意义所在,客观要求深入开展考核评估,以评促改,有效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绩效;乡村贫困化的理论认知与实践需求是确立评估目标、制定评估方案的重要依据,对于细化扶贫成效评估指标、探明指标内涵、制定评估工作方案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技术体系是一个包括评估关键技术、评估支撑技术、成套设备支持系统和评估大数据平台的完整系统,持续支撑了2016—2020年国家精准扶贫成效评估,较好地发挥了“质检仪”“指挥棒”和“推进器”的作用,为全国脱贫攻坚考核与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到 2035 年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际,在绝对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彻底消除基础上,实现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和相对贫困地区范围均缩减至 2020 年的50%以上;到 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际,相对贫困人口规模比 2035 年再缩减 50% 以上,区域尺度的相对贫困地区将全面消除。

  中国科学院将石漠化治理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形成了“环境移民-易地扶贫-生态衍生产业培育-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科技扶贫体系,探索了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与特色产业发展的长效扶贫机制,为我国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的精准扶贫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模式样板。

  2020 年底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将顺利完成,乡村振兴已全面启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将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脱贫攻坚成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乡村振兴基础尚不牢固。

  当前妇女脱贫面临的 4 个问题——乡村性别歧视,“数字鸿沟”,社会救助力量薄弱,以及扶贫工作中的性别意识欠缺。提出 4 点建议:将性别平等内化为乡村社会行为规范;增加培训以弥合“数字鸿沟”;提高家庭劳动社会化水平;建设包容、弹性、可持续的妇女扶贫长效机制。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贫困的定义和消除贫困的举措都在发生变化。贫困不只是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或资源,还包括缺乏医疗卫生、健康、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等资源。消除贫困也不再靠单一的物质投入,而是正在转向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相结合的减贫举措。

  2020 年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我国扶贫工作逐步实现从单一维度到多维度、从阶段性目标到长效机制、从外力推动到主体能动等方面转变。结合国内外食育相关理论与发展,2018 年中国科学院食育团队率先提出“食育扶贫”模式。该模式与健康中国、乡村振兴澳门论坛免费资料的首页,可持续发展等重大战略目标一致、有效衔接。

  马铃薯是我国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贫困山区的主要农作物和重要支柱产业。目前,这两大区域的马铃薯生产存在病虫害高发难防、化肥高施低效、种薯繁育体系不完善、市场范围狭窄等关键共性问题,严重制约当地马铃薯产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以云南昭通、甘肃定西等地为例,从生态特点、区位优势及精准扶贫需求等方面分析了云贵高原、黄土高原两大贫困区域发展高值种薯产业的优势和必要性,提出推广抗病品种、引进绿色高效施肥和病虫害防控技术、完善专业化和规模化种薯繁育基地、拓展种薯市场是落实高原地区马铃薯产业扶贫的有效措施。

  贵州省水城县的农民罗东祥做梦也没想到,祖祖辈辈靠种苞谷生活的他,如今成了当地猕猴桃种植的技术能手。靠耕种家中原有的9亩地,年收入从之前仅1万元左右变成了20多万。在外打工的儿子现在也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他的“徒弟”,学习种植猕猴桃。作为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水城县,也在2020年3月3日退出了贫困县序列,脱贫摘帽。

  现代畜禽养殖业既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也是农村、农民赖以生存的传统产业。它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起着关键作用,是破解“三农”困局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如期、保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内蒙古库伦旗蒙古族幼儿园的科学长廊上有一面院士墙,上面挂着很多院士的画像。经常会有小朋友来这里好奇地点一下按钮,听一听,虽然播放的科学家介绍他们似懂非懂,但是科学的种子已在他们心中悄悄萌芽。

  南疆的秋日,秋风中还带有丝丝暖意。卸下沉甸甸的果实,杏树、苹果树原本被压弯的树枝又挺拔起来。南来北往的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感慨:新疆是个好地方。

  陈正文从小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柳梁乡的陈家山村长大,那是甘肃最穷困的地方之一,但是民风淳朴。小时候他挨过饿,也放过羊,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学习,并因此成为全村人的骄傲——在小村历史上,他第一个考上大学,整个村子里都喜气洋洋的。

  在中国云南,以“勐”开头的地名有很多,“勐”字在汉语中意为勇猛,傣语称“勐”为小块的平地。勐根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酒井乡,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差,村民经济收入低,农产品单一、销售难等一系列问题曾长年困扰着这里的人们。5 年前,一位年轻的“80 后”驻村来到这个不大的村庄,和 2 000 多位村民一起,谱写出了一支脱贫的“勇者之歌”。

  62.2万贫困群众进行农村危房改造;有295.9万饮水困难群众喝上“干净水”;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多公里,基本实现了“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现在每个贫困县都建有现代农业园区,每个贫困村都有集体经济;四川全省贫困家庭去年人均纯收入7690元,是2013年的2.81倍……

  2020  年 6 月,一份大红色的脱贫攻坚工作捷报送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分院)(以下简称“科创中心(北京分院)”)。在中国科学院多年持续定点扶贫下,通过科技扶贫、产业扶贫、“志智双扶”、消费扶贫,2020 年 3 月 5 日,内蒙古库伦旗退出国家级贫困旗县序列,终于摘掉了长达 34 年的国贫“帽子”。

  2020 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在中国科学院众多扶贫项目和对口帮扶地区中,有这样 3 位“巾帼英雄”:她是猕猴桃创新育种团队的第三代“掌门人”,经过 10 余年的努力,实现了全国猕猴桃种植面积从 2006 年的 6 万多公顷到现在 29 万公顷的飞跃;她说自己只会种土豆,得知全国 70% 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都位于马铃薯主产区时,她用小土豆干了一件大事情;她是全国微生物研究领域的顶尖人才,却常年泥沙覆身奔走于田间地头,只为牧民们的草料在秋冬季节散发“清香”。

  作为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2013 年 8 月,张铜会来到库伦旗担任副旗长,踏上了他扎根一线的科技扶贫之路,也是库伦旗脱贫摘帽的“逆袭”之路。

  这里曾是广西偏居一隅的毛南族为主的贫困县,却在 2020 年初夏实现整族脱贫,并获得习总书记重要批示: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越红火。这里曾是石漠化严重的不毛之地,当地农民缺水少土,却通过开展以土山开发为主的肯福屯“易地扶贫”试验示范,实现人均纯收入从 1996 年不足 300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14 660 元,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肯福模式”。这里有一群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技扶贫队伍,用 26 年光阴,执科技之笔写下扶贫进行曲的同时,还开展喀斯特生态研究,在山川峰林间奏响“世界上的喀斯特生态研究再也无法绕过中国西南”的豪迈赞歌!这里就是——广西环江!

  从“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着天下大同、消灭贫困的梦想。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或成功或挫折,其中蕴含着一代又一代员为实现共同富裕而为之奋斗不已的梦想与初心。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似乎是外界对贵州的唯一印象。在这个坐落于俊美山川大河之间的山城中,散落着很多宝石般的秀丽村舍,其中有很多属于国家级贫困村,院坝村就是其中一个。院坝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 2013 年人均年收入仅为 600 元,却在 2020 年 3 月退出国家级贫困村行列,这和来自中国科学院的 3 位驻村密不可分。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内蒙古库伦旗和贵州水城县是中国科学院的定点帮扶国家级贫困县。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主动发挥热心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利用自身教育资源优势,从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方面,在库伦旗和水城县构建“一个纽带两个基地”,开展了以“科学”特色为核心的“科教帮扶”新模式的探索。

  加强扶贫扶志,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显著特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妇女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点对象和重要力量,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北京分院)妇女组织在库伦旗实施“志智双扶”的实践及成效,分析了内蒙古库伦旗贫困妇女儿童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心理扶贫、“互联网+科普”扶贫、科技扶贫及设立“志智双扶”专项基金等妇女扶贫新模式和新方法。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中国科学院“四类机构”改革为契机,重点推进服务项目——典型区域特色生物产业与民生改善,示范推广食用菌复合生态栽培,助推服务云贵山区精准扶贫;培育名贵菌根型食用菌,创新示范植被恢复与林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加强平台与人才队伍建设,技术支撑食用菌产业扶贫。

  科技扶贫是推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推动地区相关产业的优化发展,增强产业在扶贫攻坚中的“造血”功能。

  5 年来,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大力推动下,以中国科学院核心科技为支撑,杂交构树扶贫试点工程扶贫效果明显

  以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为代表的全国各级科研单位在猕猴桃种质资源收集保护、新种质创制与品种选育、种植技术、植保技术、采后保鲜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性科研成果。特

  作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阵地,高校参与定点扶贫是中国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力量。

  水城县率先探索创新了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通过“三变”改革,激活了城乡存量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促进了农业生产增效、农民生活增收、农村生态增值,推动脱贫攻坚。

  解决贫困农牧民的发展观念,发挥产业配套经营、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优势以及将科技扶贫与人才扶贫相结合,才能促进库伦旗长久、根本脱贫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瞄准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乡村振兴以及扶贫成效的升级,帮扶毛南族整族脱贫,并巩固环江县科技扶贫工作成果。

  产业是衔接城乡或区域劳动力、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联合器”。产业扶贫是在我国扶贫开发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最为有效的扶贫开发模式之一。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我国西南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广西2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从1994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走进环江县,扎根在这里,摸索出的一套“科研机构+公司+基地+产业”生态扶贫模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肯福模式”。

  中国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率先制定《中国落实2030年议程国别方案》,全面推进国内2030年议程落实工作。

  贵州省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水城县(2020年7月设水城区)2016年底贫困人口16.75万人,贫困发生率达18.9%。在中国科学院的定点帮扶下,2020年3月,水城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摘掉了“贫困县”的标签。2020年6月30日,水城县剩余1.26万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

  院坝村位于贵州省水城区蟠龙镇,由三村合并而成,共计居民2000多户,总人口达8000多人,其中335户、1261人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20年伊始,水城顺利完成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专项评估,包括院坝村在内的136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

  环江县是中国科学院定点帮扶县。环江喀斯特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在这里成立,为脱贫攻坚提供科技支撑,构建了喀斯特山区环境移民-易地扶贫、植被复合经营和特色生态衍生产业培育等科技扶贫体系,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今,猕猴桃已成为水城县的“小康果”“创业果”和“生态果”,成为农民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产业。

  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构建了流沙治理模式,提出了引洪灌溉大面积恢复柽柳植被的技术体系,解除了流沙侵袭对策勒县城的威胁;同时,还提出了绿洲外围新垦沙荒地棉花高产稳产种植模式和肉苁蓉接种的技术体系,创建了区域水资源优化利用的技术体系,并在新疆推广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高校定点扶贫工作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责任和政治任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定点帮扶贵州省六枝特区的工作实践,积极开展党建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的一系列具体做法与经验。5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形成了以教育扶贫为代表的综合帮扶模式,助力六枝特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目标,并为下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科学院目前承担了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定点扶贫任务,包括内蒙古库伦旗、广西环江县、贵州水城县和六枝特区。”7月16日,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在中科院2019年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中科院各相关分院和研究所承担或参与承担了地方57个点的扶贫任务,包括6个县,9个乡,42个村。

  我国 70% 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位于马铃薯主产区,马铃薯既是当地群众主粮作物,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很多地方政府都专门将发展马铃薯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希望通过马铃薯种植技术的升级,实现降成本、扩产量、提质量、增收入的目标,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因此,马铃薯产业的战略重要性、区域特色性、增收显著性,使其具有极高的科技转化效益,也应成为科技脱贫的主攻方向。

  我国草原牧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是我国脱贫攻坚的“硬骨头”。草原牧区通过生态草牧业产业扶贫,全国已有不少脱贫致富的成功案例。中国科学院生态草牧业扶贫工作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牵头,联合院内外多家单位在贵州省水城县开展“黑山羊草畜一体化”示范项目,并为云南省永善县肉牛养殖提供科技支撑,项目成果为草山草坡地区发展生态草牧业产业扶贫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畜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产业综合素质显著增强,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畜牧业已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兵。推进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现代畜牧业建设的重点任务。

  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是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根本出路,种养结合是破解农业面源污染难题、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实践证明科技扶贫示范基地与园区具有带动性强、覆盖面广、受益者众、扶贫效率高、返贫率低的特点。

  2013 年,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创造性推行了“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水城县是农村“三变”改革的发源地。

  根据部分贫困地区人均可用耕地少、水域面积广的地理资源特点,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和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的扶贫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中科院技术+当地政府+当地龙头企业+贫困户/贫困集体”的生态渔业扶贫模式。

  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广西 28 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也是 1996 年国务院确定的中科院对口定点帮扶的 5 个县之一。环江县科技扶贫案例对于我国西南喀斯特区域扶贫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贫困妇女的脱贫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生存与发展,而且关系着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家庭的和谐幸福,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关键抓手。

  文章指出了世界减贫的时空不均衡特征及其面临的挑战与问题,包括不平衡减贫加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资源过度开发,世界流离失所者增加加剧贫困识别的不精准性,以及乡村衰退加剧减贫成效的不稳定性。从联合国 2030 年减贫目标的角度,提出应加强世界减贫的国际合作,同步推进减贫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转型,系统实施乡村振兴,为实现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减贫奠定基础。

  “农以种为先”,但多年来,我国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育种理念和手段落后,至今依然存在盲目性和主要依赖经验等突出问题。我国科技人员创新性提出的分子模块设计育种科技体系,分子设计育种将成为未来提高种业自主创新能力,解决种业发展“卡脖子”科技的重要手段。

  虽然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持续稳健增长,但由于耕地的持续减少和人口增长,预计到 2020 年,我国仍将面临约 2 000 亿斤的粮食缺口。

  科技创新是推动决胜脱贫攻坚的新动力。立足我国粗蛋白饲料原料进口的现状和畜牧业发展形势,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培育出速生、丰产、优质的杂交构树新品种“科构101”,提出了“以树代粮、种养循环”产业发展模式,有效解决贫困地区农户对饲料的需求,促进贫困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严庆表示,中国科学院农业工作布局凝聚成了生态草牧业、盐碱地分类治理、海洋生态牧场和边际土地利用等几大方向。

  桂建芳院士指出,水产养殖模式变革的关键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集约化,即朝着设施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改变我国水产养殖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养殖现状;二是朝着生态化和有机化的方向发展,一个好的例子就是稻渔综合种养。

  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党委书记、副主任罗志强说,“我们已经建立了24个科技扶贫示范基地,扶助6万多贫困人口,平均每户增收3000多元。”

  地区间耕地保有量差距较大,发达地区耕地保护压力不断加大,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日益凸显。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面向环渤海地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此应对我国对粮食安全的需求。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景海春以呼伦贝尔农垦草牧业试验区建设为例,说明在“4624”布局下,中科院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科企融合,用科技调结构、保生态、促生产,从而引领草牧业发展。

  刘彦随指出,新时代乡村振兴须强化六地定位、城病村治、兴村富民,其新动能体现在战略引领、创新驱动、科技支撑及治理合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指出,在土地面积的制约下,育种技术的创新,无疑是推动产量单产增加的重要保证。

  未来种养结合将如何发展?印遇龙院士表示,种养结合将会结合大数据平台建设与现代电子商务等商业模式,实现原位消纳农业废弃物引起的农村环境污染,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与青山绿水美丽乡村的建设。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提升农业的综合效益,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